我很早以前在书里看到过一个挺反直觉、但越想越有意思的观点：
人的痛苦，并不是完全自由生长的，它是会“跟着时代走”的。

每个时代，都会流行某种“被承认的痛苦表达方式”。
医学体系、诊断手册、媒体报道、公共讨论，这些东西在无意中会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“如果你这么痛苦，我们就能理解你。”

于是，痛苦会慢慢往那个方向靠拢。

这并不等于装病，也不意味着谁在撒谎。更多时候，它发生在潜意识层面：当人真的难受、真的说不清楚自己怎么了，他会本能地选择一种这个社会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达。

就像以前的“歇斯底里症”。
在19世纪末的欧洲，它几乎是一种时代病，尤其集中在女性身上。后来医学框架变了，解释系统变了，这个诊断就迅速消失了——不是人类突然不痛苦了，而是痛苦换了一种说法。

如果把时间拉近一点，你会发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。
研究显示，1905年之前出生的美国人，一生中在75岁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比例只有1%；而半个世纪后出生的人群中，却有接近6%的人在25岁之前就被诊断为抑郁症。

再看诊断趋势：
1970年以前，美国精神医学里占主导的是焦虑症，抑郁症反而相当少见；
但之后的几十年里，抑郁症一路取代焦虑症，成了全球范围内最“流行”的心理疾病。
从1990年到2013年，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数在全球范围内增长了将近50%。

这些数字本身并不只是医学问题，更像一面镜子。
它照见的也许是：不同时代的人，被允许用不同的方式去“痛苦”。

在《像我们一样疯狂》这本书里，作者伊森·沃特斯提出了一个挺刺耳但值得琢磨的概念——
心理疾病的全球化。

书里讲了一个香港的故事。
厌食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，在香港几乎不存在。即便有少量案例，也和西方标准里的“厌食症”对不上号——既没有强烈的身体意象扭曲，也很难用那套成熟的致病理论解释。

转折发生在1994年。
一名14岁的少女在街头猝死，媒体首次大规模地向公众介绍了“神经性厌食症”这个概念，以及它背后的西方解释模型。
从那之后，厌食症在香港迅速“被看见”，患病率暴增，症状也越来越接近西方版本。

这并不是说突然有一群人开始模仿、开始演戏。
更像是：当一种痛苦被命名、被解释、被理解，它就变成了一条“合法出口”。
人们终于有了一个方式，去安放那些原本混沌、说不清、甚至连自己都不明白的内心痛楚。

所以有时候我会想，我们今天谈论的很多心理问题，当然是真实存在的、值得被认真对待的。
但与此同时，也值得多问一句：
我们此刻所使用的这些标签，是在帮助我们理解痛苦，还是在悄悄塑造痛苦本身？

也许答案不是非黑即白。
就像时代本身一样，它既给了我们语言，也限制了我们语言。